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12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会上指出，政策选择在应对今后的老龄化问题时，应该由“两害相权取其轻”向“两利相权取其重”转变。

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比如中国人口总规模今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要早很多；同时，老龄化进入到更深度阶段，将来提升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一般国际上说65岁及以上人口占7%，超过了这个比重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占比到了14%，意味着进入到老龄社会；超过21%意味着进入高度或深度老龄化社会。2021年，我国老龄化率超过了14.2%，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老龄社会。”蔡昉指出，针对进入老龄社会后的崭新挑战，首先需要进行思维上的转变。“取其轻”到“取其重”的思维范式的转变就是一个需要进行的思维方式更新。

蔡昉认为，过往的政策选择更多倾向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一种博弈、权衡取舍。“重大的政策选择通常是在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条件下，通过放弃一些惯常的做法，避免有害的结果”，蔡昉指出，因此，“取其轻”的策略着眼于避免或补救不力的结果，但这个选择往往也会遇到激励不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与“取其轻”相对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是主动寻求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博弈，这个出发点着眼于发现变化本身可能产生的一些有利机会，从诸多选项中选择那些能够最好抓住机遇的政策选项，通过形成更强的激励和更兼容的激励，争取达到好的结果。

蔡昉指出，在养老问题上最典型的“取其轻”策略是过去面对养老压力，习惯思维是尝试三种政策变化——要么提高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要么选择降低给付水平从而（提高）保障水平，或者选择提高退休年龄。但是这里提供的选择机会本质上是在民生相关的“多取”和“少予”的现象中“取其轻”，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些被动的选择，不仅会产生艰难的抉择困难，还难免造成降低民生福祉的不利后果。

“我认为可以进行转变，也就是说对中国当前来说三项政策选择，刚才说的三个‘取其轻’的政策选择，任何一项都可能带来不能承受之轻。”蔡昉认为，第一，中国社会保护总体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基本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已经非常重了，如果再提高，个人的收入受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会进一步显著上升，市场竞争力会受到伤害，比较竞争力会进一步下降。

第二，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给付水平其实目前看还很低，总体上不高，而且超过一半的领取者领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非常之低，还存在不均等的现象，影响老年人的收入、消费，也不利于老年人成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养老保险给付水平如果再进一步降低，会减少民生福祉，几亿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如果进一步受到抑制的话，从需求侧对中国经济也会造成冲击。

同时，在大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还不够高的时候，延迟退休还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反过来，如果按照“取其重”的政策思路选择是“多予”和“少取”的结合，还是要“少取”，这就叫“取其重”。老年人是社会保护、社会供给、社会福利当之无愧的受益人，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标，都决定了老年人应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而且主要通过社会保障、社会共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他们还可以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社会保障覆盖，使他们享受到必要的社会服务，这是一个制度性前提。

此外，蔡昉指出，在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前提下，越是充分的社会保障越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时代最大限度地抵消趋势性消费不足的效应，提高劳动收入就是“多予”，降低养老金的给付率就是“少予”，作为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延迟退休年龄的出发点的话，这项政策的推进才可能实质性地发生，进而达到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居民福祉的预期目标，同时，在正确和充分的激励下，与养老相关的产业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取其重”的思路，这样才能形成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