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于所有行业来说都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年。于银行业而言，更是如此。展望2021年，银行经营将依然在“促让利”与“防风险”中取得平衡。

后疫情时代如何走出生存危机？是每一家银行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梳理出2020年银行业十条主线，为业界思考给出些许注脚。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着整个银行业的经营环境——资产价格下行、资产质量恶化、资本内生能力减弱……商业银行需要在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下跳出“舒适区”，寻找经济效益、风险暴露处置与服务实体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疫情也按下了数字化“加速键”，银行业把拥抱金融科技作为主要战略方向，不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赶上疾驰的“科技高铁”。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今年7月监管部门表态“督促银行保持利润合理增长，做实利润、用好利润”、“及时填补拨备缺口，全面覆盖风险损失”。

基于这一监管导向，银行业普遍加大拨备计提和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加之向实体经济让利等措施频频落地，银行业绩增长受限。

半年报数据显示， 52家中国上市银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9010.5亿元，同比减少9%，为史上首次出现整体性负增长。

不过，随着国内经济加速复苏，银行业三季报出现回暖迹象，国有行、股份行归母净利润降幅较上半年全部收窄，上市银行板块也在10月出现回升拐点，市场表现超出大盘走势。

11月中旬，银行股再度开启一波上扬走势，巨量资金也借道ETF工具涌入银行板块。不少卖方机构更是频频对银行股走势表示积极看多，主要是基于估值修复和经济基本面改善两大核心逻辑。

一边是加大信贷投放、不良暴露、监管要求提高带来的资本消耗，一边是净利润负增长导致内源性资本补充受限。疫情之下，商业银行“补血”的迫切性凸显。

年初以来，国务院金融委等有关部门也多次就银行资本补充问题密集发声，为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供政策支持。

其中，永续债、二级资本债成为商业银行外源资本补充最重要、发展最快的渠道。截至目前，年内银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已分别突破6300亿元、6100亿元。

此外，定增、优先股、可转债等常规资本补充工具轮番上阵，上市银行配股时隔7年也“重出江湖”。国常会则首次提出，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据了解，目前财政部已下达用于支持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风险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2000亿元，分地区额度已全部下达，惠及18个省市、自治区，支持其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风险。

进入12月份，专项债注资中小银行的方案已陆续在广东、浙江、山西、广西等地进入实操阶段。总体看，通过当地金控间接入股的方式来补充银行资本金成为常规选择，广西发行的中小银行专项债则由地方财政通过可转股协议存款的方式向用款银行补充资本金。

有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拓展新型资本补充工具之外，中小银行也应该加强自身资本规划和业务转型，提升自身资本实力。

2020年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银保监会正式宣布原则上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标志着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即将收官。

包商银行风险处置案例，对银行业的监管、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另一边，11月四川银行正式挂牌营业后，由5家本地城商行合并筹建的山西银行也迎来实质性进展，体现出中小银行间合并重组之势将更加明显。

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于城市金融改革，意味着相较于城商行体系而言，农村金融机构问题更大。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银保监会批复筹建的中小银行超过50家，其中不少由多家农商行或农信社合并而来，发展较好的农商行获批入股“帮扶”落后农商行，或参与农信社改制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重重挑战，“抱团取暖”不是唯一手段，但却是一个可选项。外界普遍预计，未来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投资入股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但实际效果无疑还需要时间验证。

可以见到的是，中小银行的体制机制改革与资本补充已经得到政策层面上的高度支持。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政策使得银行网点越发冷清，线上金融服务能力成为银行突围的关键。

上线客服经理云工作室、发力财富管理直播、“非接触服务”、加速迭代手机银行APP……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在这一年被按下“快进键”。一位上市城商行董事长直言：“行动慢了就会落伍出局。”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在重新思考技术部门在银行中的定位，希望推动技术部门从后台走向前、中台并赋能业务发展。

由此，从2018年底开始被广泛讨论的“中台”概念，也从互联网行业传导至金融行业，并在招行、交行等银行先后落地，银行信息技术架构、作业流程随之而变。

除强调中台职能，让技术、业务、产品可以最大化地衔接之外，头部银行普遍将数据治理提到关键位置，着力提高数据资产的ROA（资产回报率）。

但对更多的中小银行而言，受限于自身技术能力、人才储备与资金投入等问题，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成为这类群体获取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新趋势。不过，其中的合作风险也已引发监管注意。

有业内人士指出，经此一“疫”，预计银行业会更积极做好线上数字化转型，即产品营销、风险管理、系统架构等都将围绕数字化发展需求全面转型，尤其是中小银行，需要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建设，减少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依赖。

按照“成熟一家、批准一家”的工作思路，银行理财子公司正加速落地，成为大资管市场的生力军。

截至目前，已合计有22家银行获批筹建理财子，其中15家开业运营；首家在华设立的外方控股理财公司汇华理财也已在今年9月底揭牌。

理财子批设速度稳步推进的同时，银行保本理财正在加速退出，已有多家银行宣布实现保本清零，取而代之的，是理财子发力的固收类产品、特色类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理财子密集开业，银行间相互代销理财产品的业务模式也在今年开始兴起，包括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百信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都开始代销他行理财子发行的产品，理财子与泛资管机构的合作也不断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独立发展之路日益明晰，银行理财子公司也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受4月以来债市调整的影响，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出现跌破净值现象，给投资者甚至银行基层营销人员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

这也是资管新规发布后净值型理财产品面临的新情况。未来，理财子发行的产品将明显呈现“净值化”特征，更多产品的收益将体现其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

始于2007年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在P2P、互联网机构、电商平台、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参与主体陆续进入后，于2020年迎来全新的规范时代。

一边，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步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P2P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边，针对互联网贷款的监管规定陆续出台，为合规经营指明了方向。

其中，7月中旬，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让摸索中前进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有了监管标准。《办法》将互联网消费贷、经营贷合理区分，采取差异化监管，并对互联网贷款的单户额度、授信期限均设置要求。

到11月初，银保监会又会同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包括由银保监会批经营许可、异地展业、两参或一控、ABS杠杆倍数、联合贷出资比例、贷款额度等新规定。

基于《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小贷业务产生的深远影响，有观察人士甚至将之视为“网络小贷行业的新起点”，认为网络小贷野蛮生长时代将结束。

今年4月，中国银行的“原油宝”成为众矢之的，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这款个人账户原油产品，在挂钩的原油期货遭遇前所未有的负价结算时直接“穿仓”——亏完本金还要倒赔，让“原油宝”投资者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

此后的半个月内，中行连发五次公告，态度由强硬转向妥协，并最终与80%以上的“原油宝”客户达成和解签约：中行承担负价亏损，并根据客户具体情况对强平保证金20%以下的亏损给予差异化补偿。

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投资者选择诉诸法律。多地高院也陆续发布公告，对“原油宝”事件民事诉讼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12月，有关于“原油宝”事件的处罚通报落地。银保监会对中行及分支机构处以合计5050万元的罚款，并对该行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警告及处罚。通报指出，中行所涉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产品管理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审慎、内控管理不健全、销售管理不合规等。

“原油宝”事件也为国内银行业从事个人账户交易业务的风险管控敲响警钟，多家银行进一步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风险预警，并进行系统升级、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而在11月底，多家银行集体宣布暂停账户贵金属业务新开户，重启时间则未明确。一致行动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出“原油宝“事件后监管部门对个人账户交易业务的严监管导向。

紧随中行“原油宝”事件，银行圈与娱乐圈产生交集，“池子”事件登上微博热搜。

5月6日，脱口秀演员池子微博发文怒斥笑果文化和中信银行。池子不仅爆料笑果文化违约、拖欠报酬，还将中信银行某支行为配合“大客户”而泄露其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行为公之于众。

隔日，中信银行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并称已对相关员工予以处分、支行行长予以撤职。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随后通报称，该局将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事实上，“池子”事件成为网民热议话题，不仅在于“大客户”或者跨圈传播，背后反映的更多是个人金融信息泄露问题，人们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池子”。

有大行员工表示，在“池子”事件发生后不久，该行发布加强对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文件要求。然而，在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上，现有法律更侧重于间接保护和事后保护，这就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和管理义务大多只能靠管理方的自觉。

不过今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开发布并征求意见，有望弥补这一空白和缺漏，让个人信息保护有望实现有法可依。

其中，《草案》对金融机构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草案》发布当日，人民银行还对部分银行侵害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行为立案调查，并进行相应处罚、警告。

2020年，备受市场关注的还有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广工作。市场注目下，深圳、苏州两地相继以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方式将试点工作落地。

今年8月，商务部发布《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由央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

结合当地促消费政策，深圳市于10月8日联合央行推出“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率先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工作，面向5万名在深中签人员发放了共计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

两个月之后，苏州市也发布消息称，该市数字人民币红包派发活动于12月5日正式开始预约，面向符合条件的苏州市民发放200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据了解，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全国落地试点场景已经超过6700个。有分析人士指出，得益于没有物理实体，数字货币的投放使用场景十分丰富，而在交易成本低、速度快捷的优势下，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

此外，数字货币有助于银行延伸金融科技服务链条，拓展业务范围。而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数字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也有利于抢占国际市场先机。

2020年，金融反腐进入深水区。据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已有至少90位金融高管（包含金融机构高管以及监管系统官员）接受相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其中，银行系统被查处干部覆盖了从大到小的众多金融机构，甚至不乏“窝案”，比如始于4月初安徽省联社原理事长陈鹏接受审查调查，在此后的8个月时间里，整个安徽农信系统就至少有11名高管被查。

包括地方农信系统在内，整个中小银行群体也成为腐败高发地。总的来看，今年已有四省的原省联社“一把手”被查，多家城商行董事长、行长宣告“落马”。

值得一提的是，反腐高压之下，十余位被认为已经“安全着陆”的退休高管也难逃惩处，所谓人走“查”不凉。例如，2014年已退休的农行陕西分行原副行长韩桢，9月宣布被查。

此外，包括地方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等在内的金融监管部门今年也有超过20人被查。其中，2019年11月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原内蒙古银监局就有3名官员落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发表《清除金融监管内鬼》一文表示，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之所以党员领导干部频频“落马”，不仅仅在于少数监管干部同金融机构进行串通勾结，现有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相对滞后，也为贪腐利益勾兑提供了可乘之机。